陆野从新京报刘学洲寻亲报道谈起网络时代的新闻格式
陆野|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
2022年1月24日零时零二分,新浪微博个人ID@李学zhoua发布遗书,并附有长图,上面写着“你生而轻,又会干净”。 疑似有自杀倾向,引起不少网友关注。 当事人在微博上被认证为“河北邢台寻亲男孩刘学周”。 他此前曾发文称,自己已通过网络社交平台成功找到亲人。 昌图在遗书中声称,他因发布自己被亲生母亲屏蔽微信的截图而遭受网络暴力。 当天,刘学周在三亚海滩吞下大量抗抑郁药,被发现后被送往医院。 他于凌晨四点去世。 据“梅花数据mohodata”《“刘雪洲”热榜舆情观察报告(2022/01/17~2022/01/25)》显示,本次事件的高频词围绕“寻亲”, “自杀笔记”和“自杀”(图1-1),当天该话题热度达到顶峰(图1-2),共有88条记录上榜,8个平台上榜(图1-2)。 1-3)。 上榜唱片总热度值26.54亿,上榜唱片总数26.54亿。 持续时间为186小时; 相关话题包括微博话题榜#刘学洲死亡,亲生父母可能承担刑事责任#、微博热搜榜“刘学洲死亡,亲生父母可能承担刑事责任”、头条热榜“刘学洲姑姑抵达三亚将返回”到事发地”、快手热榜“刘学周亲生父母疑似被遗弃”、知乎热榜“河北寻亲男孩再次被遗弃后自杀,经历过创伤的人该如何应对”原生家庭自我调整??这给家庭教育带来什么反思?”、抖音热榜“刘雪洲亲生父母或涉嫌遗弃”、微信热榜“刘雪洲,被亲生父母伤害的人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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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件事让此前报道过刘学周寻亲事件的《新京报》登上了风口浪尖。 网友认为,《新京报》报道《寻亲男孩刘学洲生母谈“黑名单”不为人知的秘密:曾借钱给儿子补旅费》(2022年1月19日) )”(以下简称《新京报》争议报道)是由于不能够遵守新闻道德,未能做到报道平衡,导致刘学洲遭遇网络暴力,因此他必须对刘学洲的死亡承担一定的责任。 这一问题也引起了媒体和学者的热议。 几位从业多年的朋友都感到非常难过。 他们觉得,虽然媒体报道无法预测这样的后果,但他们内心肯定会感到巨大的愧疚:“我没有杀博仁,博仁也是因为我而死的。” 同时,还讨论了此类社会新闻是否涉及可能存在的弃婴(甚至买卖)和未成年人权益保护问题,媒体是否适合采用“对话体”的方式进行报道与利益相关者的沟通(尽管视频报道的最后有一行字幕:“记者多次联系刘学洲,未收到回复”),以及发布过程是否需要反思和审查。 有学者直言,人们在这起事件中依赖的是所谓的“朴素的道德直觉”。 “上半场,一群人骂刘学洲;下半场,一群人骂新京报。” 这很可能是因为刘学州生前的一条微博——2022年1月19日13时27分,新浪微博个人ID@刘学州a截图了《北京日报》官方微博推送的上述争议报道新闻”并贴在上面。 母亲的说法遭到否认。
因此,该学者认为,这段两分多钟的视频报道(并非一些自媒体认为理所当然的长篇文字报道)只是对刘学洲的亲生母亲进行了电话采访。 《新京报》“作为知名媒体,报道中的瑕疵是无法避免的”、“它对刘学周的死负有责任”、“但还有更大的责任方,这就是微博平台”、“平台上那种只看热闹的人认为没什么大不了的,那种只关心流量的人是这些网络暴力和致命事件背后的重要推手。”
有传播学学者也在微信公众号“刘学洲事件中的媒体与网络暴力(2022年1月25日2点17分)”中指出,“复杂事实的呈现始终是一种职业行为,绝非专业行为”。指的是社交媒体,可以用什么来替代……如果专业媒体完全放弃对新闻事实的挖掘和呈现,那么舆论场就只能交给别有用心的人炮制狭隘偏见和泛化误导性虚假信息,正是这种舆论氛围和信息环境,造就了网络暴力和暴民心态的盛行。”
我同意上述学者的观点,也认为有必要做一些相关的延伸讨论。
首先,新京报争议报道的问题不仅仅是机构媒体追求流量和专业退化的问题,而是新技术时代对传统新闻理念和机制挑战的结果。 知名互联网科技杂志《连线》2017年2月号以《危机中的新闻》为封面,用8篇文章试图阐明新闻行业在新技术洪流中面临的新问题:新闻传统机构编辑部的创新是一个重要方面,比如《纽约时报》如何成立专门的数据新闻团队来尝试新的报道模式,以及如何对包括机器学习在内的人工智能技术进行研究,以期以更加数字化和开放的态度进入数字新闻领域; 《华盛顿邮报》如何升级其写作机器人的功能,以提高新闻编辑效率并吸引用户。 另一方面,传统新闻业遭遇互联网冲击带来的全新问题,比如新闻业如何与信息技术专家合作保障信息安全; 为什么“制造冲突”成为“后真相时代”的媒体关键词? 一些年轻人如何通过注册网站并制造假新闻来吸引流量,从自动广告引擎中获得丰厚的广告份额。 当然,互联网冲击了传统新闻业,但也带来了新的另类新闻媒体平台和产品,比如那些特色鲜明的播客。
这种状况以及由此产生的“新闻危机话语”由来已久。 互联网平台抢夺市场和用户份额,传统新闻行业经济效益停滞下滑; 新技术带来新闻制作的大众化,记者的专业管辖权被打破; 新闻行业公信力下降以及对智能技术和信息安全的担忧等等。 这种情况全世界都一样。 2016年,《解放日报》发表题为《“10万+”正在毁掉全球新闻业吗?(2016年8月26日6点11分)》的文章,列举了作者对《洛杉矶时报》的调查发现,海外同事面临与“王宝强”离婚,导致微信公众号推送293条10w+,今日头条有832篇10w+文章(其中106篇阅读量超过100万)类似痴迷:“下一个隆达·罗西在哪里?” 隆达·鲁西 (Ronda Rousey) 是女子 UFC(终极格斗冠军赛)轻量级卫冕世界冠军和电影明星。 她非常受欢迎。 她的每一篇新闻几乎都成为当天的点击率第一。 互联网上的内容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像一门生意,过去 100 年来不断发展的新闻专业精神正在受到挑战。
究其原因,在于信息通信技术的ICT革命从外部改变了传统新闻业,挑战了工业时代大众传媒有组织的新闻生产理念和运作原则。 在网络社会去中心化的传播环境中,传统机构媒体与自媒体和广大网民处于多点对多点的网络结构中。 国内学者对此进行了很多讨论,如“液体新闻主义”、“用户新闻主义”等。 如果用大众传媒时代的专业概念放在今天,它恰恰是与互联网脱钩的。 于是,机构媒体不得不采用互联网去中心化的节点传播理念和规则来构建自己的信息权威,因此不得不暴露在互联网上,并且不得不接受稍有不慎的言论所带来的质疑,就像自媒体一样大V和普通网友。 对于《新京报》颇具争议的报道,一位资深媒体人士如此表示。
其次,具体到《新京报》引起“公愤”的争议视频报道,其最大的诟病是“多方求证,平衡消息来源,回避事实材料和观点过于偏向一方,呈现尽可能复杂的情况。” 事实的多面性让读者可以做出自己的判断,保护了当事人(特别是未成年人)的合法利益。 传统媒体时代,采用连续或连续报道的方式,实现新闻事件发展呈现的动态平衡。 这是媒体运营的常见做法。 如果梳理一下新京报关于“刘学洲寻亲”话题的报道时间线,我们会发现,这篇备受争议的报道只是众多报道中的一篇:
① 2021年12月13日,刘学周在网上寻找亲人的行为引起关注。 《新京报》采访了刘学周本人、养父母、亲戚以及刘学周的姨妈,并发布视频报道《男孩透露3个月大就被买回家,送回家寻找亲人》。 视频《阿姨:像儿子一样照顾他》。
②2021年12月15日,在警方的帮助下,刘学周成功找到亲人。 《新京报》发表视频报道《3个月大男童被买回家上网寻亲,找到亲人寻亲:很开心,兴奋得睡不着觉》。
③ 2022年1月18日,刘学周与亲生父母的矛盾在社交平台上蔓延。 《新京报》采访其生母并发表视频报道《刘学周生母寻亲男孩谈“拉黑”不为人知的秘密:借了一次想要过平静的生活让钱补上》为了儿子的出行。”
④ 2022年1月19日,针对社交平台上针对刘学洲的网络暴力行为,《新京报》发表评论文章《被亲生母亲“封杀”,刘学洲“成家”的愿望不复存在》太多了”。
⑤ 2022年1月20日,《新京报》采访刘学周姑姑,并发布视频报道《寻亲男孩刘学周将起诉亲生父母和姑姑:孩子已租房子独居,且与同父异母的兄弟相比,他心里有差距”。
按照这个时间线,对比一下微信公众号“媒体茶会”和《重温刘某洲事件:连续报道纠纷是否应注重单篇文章的完整性?》 (2022年1月27日15:18)》官方微博数据(图2),早在《新京报》争议报道之前,2021年1月17日就开始有网友私信刘学洲(其中大部分为是网络暴力内容),数量急剧增加,在1月18日达到顶峰,此后热度逐渐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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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时间线来看,还不能断定这篇争议性报道直接导致了刘学舟遭受网络欺凌。 但从专业角度来看,《新京报》不仅需要反思如何在单一报道中实现更专业的平衡,尤其是对未成年人的保护,更需要反思为何预测如此不足网络舆论。 毕竟,传统机构媒体向新媒体转型已经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 听到这件事我的第一反应是震惊,我想到了2016年澎湃新闻报道“东方之星”长江沉船事故引起的舆论。这个案例成为我们讨论“液体新闻”的核心案例,还是指出了关键的一点,传统机构媒体在向互联网转型的过程中,未能有效建立适合的新闻生产流程:
①以职业记者为生产主体,通过“把关”向受众呈现新闻的单向传播链条,被社交平台去中心化的传播逻辑和流量、分享、转发、传播等互联网信息行为所打破。点赞开始影响甚至决定机构媒体新闻报道的逻辑和方向,过去新闻编辑室的专业共识不再牢固。
②社交平台成为专业记者、新闻事件相关方(组织)、自媒体大V、不同立场和观点的公众即时交流和对抗的场所。 过于庞大的信息池和算法主导的信息分布事实的呈现和观点的碰撞所引起的关注具有很强的偶然性。 这些碰撞可以修改、取代、扭转机构媒体原有的报道重点和报道立场,机构媒体的信息权威受到挑战。 其中,公众参与的价值固然值得关注,但也为虚假信息、误导性信息的传播提供了机会。
③移动互联网极大提升了新闻实时传播、分享、讨论的速度和范围,改变了传统机构媒体新闻生产的工作流程、操作规范、时间流程、版面语言。 正如有业内人士指出,大众传媒时代持续报道的动态平衡是一种理想状态。 其有效的前提是,首先受众持续依赖单一信息来源,其次连续报道或系列报道的每一篇单独报道都能获得几乎相同的关注度。 例如,每天阅读某份报纸或观看某个电视新闻栏目的受众更容易感受到这种动态平衡。 在当今信息传播快速的时代。 毕竟,时间是一个独立于我们思维的元素。 我们认为多系列报告构成了动态平衡。 观众可能只看到其中之一,或者理解事件的过程是不一致的。 ‘逆转’。 “逆转”之前的影响如何? 最极端的情况是,在达到动态平衡之前,各方出了什么事怎么办?”
我个人并不认为仅仅靠几个优秀的记者就能改变整个传播生态。 不仅如“媒体茶会”、“重温刘某洲事件:连续报道纠纷是否应注重单篇文章的完整性?” (2022年1月27日15:18)《讨论的核心点,“流量时代没有人会看到你的续集怎么样。”我想每个媒体人都能举出足够多的例子,有多少完整全面的高质量这份报告怎能不在互联网碎片化、庞大的信息池中掀起波澜。
第三,移动互联网时代,无论是机构媒体、自媒体大V还是在网络上发声的个人,都需要重新认识传播伦理。 《新京报》争议报道中的另一点批评点是当事人未成年人的身份。 据《新京报》等媒体后续报道,涉案人员可能仍是一名重度抑郁症患者。 此外,本次事件还可能涉及遗弃儿童等法律问题。 面对如此特殊的新闻事件当事人,记者个体以更深层次的同理心和审慎的态度呈现新闻文本非常重要。 机构媒体能否建立与移动互联网去中心化传播环境相适应的操作规范和稿件审核? 流程可能更关键。 与此同时,这里的利害关系不仅仅是媒体。 拥有先进算法机制的社交平台应该如何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 批评媒体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的报道很容易,但如果未成年人和/或重度抑郁症患者自我表露并成为社交媒体热点,机构媒体该如何报道? 当网络暴力发生时,个人可以向谁寻求帮助? 平台应如何承担监管责任?
一位知名前媒体人在微信公众号“老新闻评论”上写道“新京报是如何报道刘学周寻亲风波的?|舆情信箱(2022年1月27日19点20分)”表达了自己的担忧, “在舆论压倒新闻的正常状态下,任何人都无法保证在任何情况下输出一份完美、无可指责、安全的报道”,因此会导致“而不是在自我审查和文本中不知所措”。为了追求主题,停止报道精神障碍患者可能更可行,即使他们降低了其权益的可见度?” 并提出“如何在新闻话题上真正与交通焦虑保持距离,尤其是那些与公权力关系不大的‘家事’社会新闻,要不要尝试放手?”。
回到《新京报》争议报道本身,我个人很认同上述关于“家事”社会新闻报道路径的讨论,但或许不是“放手”,而是试图把这个悲惨的个体故事在更公开的背景下。 它是在性的社会参照框架下进行的,不仅力求将对当事人的心理和情感影响降到最低,而且最大限度地提高了这一事件所蕴含的公共价值,最大限度地提高了人类之间的相互同情、理解和理解。众生。 慈悲之心薄弱。 比如,比起刘学周是否真的向亲生父母要了房子,我更关心的是他的亲生父母是否涉嫌弃婴? 刘学周养父母是否涉嫌买卖婴儿? 他们如何给他一个帐户? 养父母双双意外去世后,四岁的刘学周的监护权是如何转移到爷爷奶奶身上的,又是什么时候被当地民政部门纳入孤儿救助体系的? 他生前就读的石家庄发尚中等职业学校学前教育专业的老师或辅导员有知道他寻亲经历的吗? 你知道他患有严重抑郁症吗? 这些问题具有更大的公共价值。 只有了解了这些问题,才能避免类似的悲剧发生。
当然,坐下来谈路很容易,但站起来走起来就更难了。 所以我没有任何理由批评媒体同行采用更容易操作的社交新闻方式,而不是更困难和风险更大的调查报道方式。 从个人层面来说,这场悲剧给人们最大的警示是,人们不能全身心投入到互联网中。 广阔、丰富多彩的网络世界或许可以让原子化的现代社会中的个体找到身份和情感的慰藉,但同时也充满了暗流和危险。 真身所生活的物质世界是狭窄的、局促的,但仍然可以触摸到一双温暖的手。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应该放弃互联网。 新技术和移动互联网早已与现实的物理时空交织在一起,共同构成了嵌入虚拟现实的生活世界。
这里的平衡在哪里? 或许正如文化地理学家段义孚所说,我们生活的两端,一端是地方和社区,另一端是世界,两者都提升我们的社区意识,而社会社区的规模和复杂性也在不断增加。改变。 “在一个小而团结的社区里,我坚信人性的温暖——感冒的时候,我可以喝一碗鸡汤。但这却让我与多彩的世界隔绝,无法激发我的全部潜力。在国际化的社会里,我可以自由地做自己,并利用许多便利的条件来施展自己的才华,但我不认识我的邻居,我也不想喝鸡汤。” “为了更好地平衡这两方面,我对个人和国际社会都持有利的态度”。
延伸到这场悲剧,“国际化社会”就是互联网。 它给了刘学周友谊、认可、成功寻亲的喜悦,但也给了他失望,让他看到了人性的邪恶; 而本该温暖他的那个包围他、支持他、始终陪伴在他身边的小而团结的社区却未能在这个顽强成长、善良勇敢的孩子需要的时候给他一碗鸡汤。 如何利用新技术和移动互联网的去中心化传播优势,推动政府、社会团体、学校、机构媒体和自媒体、网红等的小规模线下社区实践和各种线上线下心理情感互助。广大市民。 当干预、介入、支持网络发展起来,当每个孩子需要帮助的时候,就会有人端来一碗鸡汤,避免这样的悲剧再次发生,这才是我们行动更值得的方向。